打破科技成果轉化績效評價的路徑依賴

 　　打破科技成果轉化績效評價的路徑依賴

　　——從行政導向到市場導向，從數量估計到分類經濟評價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不高，長期被視為影響我國科研體系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性問題。近年來，但凡論及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問題，輿論中始終存在著這樣一種論調：我國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每年過萬億元，但是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而且相比發達國家70%~80的成果轉化率，我國成果轉化狀況不容樂觀。這樣的說法雖然傳播廣泛且影響巨大，但不少學者研究都已經指出上述關于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數據，實際上缺乏基礎、必要的統計和計算依據。由于缺乏國際可比指標，常常被引用作為對照組的各種國外成果轉化率數據，也大都是“張冠李戴”的錯誤引述。

　　最初科技成果轉化率概念的提出，使科學研究成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得以形象化地呈現，對上世紀80年代強化科技經濟結合發揮了階段性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與科技成果轉化率測算有關的科技行政管理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技成果轉化率作為衡量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績效的指標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了。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計劃經濟時代科技行政管理的產物

　　“轉化率”這一源自化學領域的技術經濟指標，伴隨著科技成果登記、鑒定和科技獎勵等科技行政管理活動面向經濟建設的發展，被逐步擴展用于監測、評價科技獎勵、財政科技投入形成成果的推廣實施情況。從現有文獻來看，地方科技行政部門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開始對科技成果轉化情況進行定量分析。到了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1996年《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制定實施后，“科技成果轉化率”轉而成為衡量財政科技投入產出社會效益的指標。

　　1998年財政部制定的《文教行政財務管理和經費使用效益考核辦法》(財公字[1998]234號)，就將“成果轉化率(%)”列為評價科學事業的社會效益指標，給出的計算公式是“應用成果數/成果數×100%”，還明確“考核期一般在三年以上，由主管部門和預算單位根據實際需要自行確定”。在此基礎上，國家對我國全社會科技成果轉化率作出了一些定量的估計，比如1998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情況的報告》中提出，“據科技部估計，在我國每年取得的近3萬項科技成果中，只有20%左右的成果轉化并批量生產，而能形成產業規模的大約只有5%”。

　　行政導向的數量統計方式難以全面評估成果轉化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財政部文件確定的計算方法還是全國人大轉述的科技部估計，顯然都需要全面、準確的全國科技成果登記和應用實施情況統計。但現實情況是，科技成果登記和統計僅能覆蓋全社會研發產出的極小部分，甚至不到5%。以2016年國家科技成果登記數據中的知識產權數量為例，《2016年全國科技成果統計年度報告》顯示“2016年度登記的58779項科技成果中，共獲得109173項知識產權(包含已授權和已受理)，其中，已授權專利數為70616項”，而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同期《專利統計年報2016》顯示，2016年“國內專利授權數量為1628881項”，成果登記數僅占當期全國授權專利數的4.3%。作為國家財政科技項目的主要承擔者，大專院校在科技成果登記上也是類似的情況，成果登記數僅占當期授權專利數的10.9%。

　　除此以外，現有統計方式過于聚焦已有成果的轉化，采用知識產權許可轉讓等易于統計的數據表征科技成果轉讓，但這就導致了成果轉化統計與主流技術交易方式脫節。因此，科技成果轉化率測算問題的根源看似在于調查樣本、評價對象、計算方法和統計口徑等技術性因素，但更重要的卻是對科技成果及其轉化內涵的舊有線性思維，和科技成果轉化績效評價對固有科技行政管理方式的路徑依賴。

　　科技成果轉化評價的國際經驗和統計比較

　　與我國不同，國際上幾乎沒有采取類似科技成果轉化率方式的統計調查和評價方式。在評價類似于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的活動方面，主要發達國家或地區更傾向于使用市場導向的評價方法，強調從市場價值的角度評價相關成果的技術轉移和商業化實施效果。而且，針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績效評價，往往是通過更為綜合化的指標體系。比如，歐洲知識轉移測度專家委員會采用七項指標評價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知識轉移活動，其中包括合作研究開發合同數、發明披露數、專利申請數、專利授權數、技術許可數、許可收入數和衍生新設企業數。

　　在國際可比性評價方面，OECD 2013年發布的《公共科研商業化：新趨勢與新戰略》報告就利用各國相關公開數據，對部分國家的公共科研商業化績效進行了國際比較。該報告使用 “年度技術許可或轉讓收入占同期研發支出的比重”(可簡稱“轉讓研發比”)作為衡量公共科研部門轉化效率的重要指標。根據測算，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歐盟這五大經濟體的主要科研部門(含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在2004年~2011年的“轉讓研發比”基本處在1%至7%之間。其中，美國的表現最佳，平均值為4.8%，其次是澳大利亞2.2%、歐盟1.7%、英國1.4%以及加拿大1.2%。

　　以“轉讓研發比”為標準，按照《2016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的相關數據，清華大學2016年“轉讓研發比”已經高達18.5%。而被視為世界范圍內技術轉移績效最優之一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同期的“轉讓研發比”僅為5.9%。這顯示出，我國一流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正在并逐步進入“世界領跑”的行列。

　　加快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分類經濟評價

　　面對這樣的新形勢和新問題，我國亟須盡快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分類經濟評價體系，有效、客觀、準確地了解機構、區域和領域的科技成果轉化狀況，準確評估和了解當前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進展和成就，支撐新時期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領域布局，深化國家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改革和動態調整。

　　加快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分類經濟評價，必須拋棄慣有的科技成果轉化線性思維，從價值生成、價值發現到價值實現的市場視角，深化科技成果轉化及其發展規律的理解，圍繞創新鏈、產業鏈和資金鏈，根據機構性質、行業特點、研發方式和產出形態，對標已有的國際評價指標，根據評價目標和價值導向，選取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建立覆蓋綜合數據和統計基礎的常態化監測體系。

　　還需要注意的是，對公共科研機構和財政資助形成成果的轉化效率評價，必須依據現有法律規定，不能將其異化為對公共科研機構商業營利能力的驅動。以科技成果轉化效率評價，引導公共研發機構開展適合其性質、使命和定位的知識和技術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