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技術轉移的政策激勵政策及方式

 　　政策激勵：Bayh-Dole法案

　　在OTL模式保持有效運作和得以推廣的背后，是聯邦政府的政策激勵，即旨在加快聯邦資助下的大學科研成果為企業界所用的Bayh-Dole法案。

　　20世紀70年代末，聯邦政府下屬各機構對大學研究的投入，已成為美國大學研究經費的最主要來源，約占60%。聯邦政府資助下的大學研究產生出許多科研成果，但成果轉化效率卻很低。究其原因，在于聯邦的專利政策有三大缺陷：第一，聯邦各機構專利政策不統一;第二，在產權問題上，多數聯邦機構不愿將專利所有權給與大學，而是握在手中，親自掌管專利許可事務;第三，在專利許可的方式上，聯邦各機構只能采取非獨占性許可方式。上述缺陷造成兩方面不良后果：一方面，作為基礎研究主要承擔者的大學缺乏技術轉移的積極性，因為在發明不屬于自己的情況下，專利申請不關大學的事，專利許可就更是無從談起;另一方面，作為技術轉移對象的企業，在許多情況下希望得到獨占性的專利許可。由此也就不奇怪為什么1980年聯邦政府擁有約28000項專利，卻只有不到5% 被許可給企業。

　　1980年12月1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由參議員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的“專利和商標法修正案”，也就是Bayh-Dole法案。這一法案的主要內容有：第一，規定聯邦政府資助下產生的大學發明，所有權可以歸大學，前提是大學要承擔起專利申請和將專利許可給企業界的義務;第二，允許大學進行獨占性專利許可;第三,規定發明人應分享專利許可收入，但未規定發明人具體應得份額;第四，規定大學應將技術轉移所得全部專利許可收入返還到教育和研究中去;第五，規定聯邦政府留有“介入權”(march-in rights)，即大學如果未能通過專利許可方式使某項發明商業化，聯邦政府將留有決定該項發明由誰來繼續商業化的權利。

　　美國大學對Bayh-Dole法案的出臺反響熱烈，立即形成一股技術轉移熱潮。據大學技術經理聯合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簡稱AUTM)統計：1980年，美國只有20-30所大學積極參與技術轉移;而2000年，已有200多所大學加入AUTM;Bayh-Dole法案通過前，美國大學每年申請的專利數不超過250項，而自1993年以來，美國大學年均申請的專利數在1600項以上，最近幾年則連續超過2000項。

　　大學和技術轉移機構的定位

　　校方和OTL在技術轉移過程中，自身定位非常明確。

　　(一)OTL對自身的定位

　　作為學校發明專利的專門管理機構，OTL全權代表斯坦福大學處理專利許可事務，但OTL不是公司，它沒有股東，OTL的技術經理和OTL自身在每項專利許可中也都沒有自己的利益。OTL的預算開支來自每年專利許可毛收入的15%，預算結余部分放入OTL研究激勵基金。而校方也決不指望靠OTL創造的專利許可收入來維持學校的教育和研究，表現為：

　　第一，在研究經費方面，1995?1996財年，OTL共創造專利許可收入4400萬美元，這一水平僅相當于同期斯坦福大學研究經費的1/10左右。實際上，聯邦政府才是斯坦福大學研究經費的最主要來源，現已占到85%。

　　第二，在辦學經費方面，1991年成立的斯坦福管理公司(Stanford Management Company，簡稱SMC)作為學校的下屬機構，管理著學校總額高達79億美元的全部金融和不動產資產,這當中包括捐贈、信托資產、營運資本和商業不動產投資(如斯坦福研究園、斯坦福購物中心)。SMC聘請專門人士從事資本運作，使包括捐贈在內的學校資產得到保值和增值，并藉此支持學校的教育和研究。公司設董事會，由至少3名校董(trustee)、數名投資和不動產專業人士、以及學校的代表組成，公司董事均由大學校董會(Board of Trustees)任命。

　　可見，OTL只是學校教育和研究經費較為次要的來源。OTL的技術轉移與SMC的校產管理是分開的。

　　(二)校方對自身的定位

　　1.大學自身不創辦企業

　　斯坦福大學技術轉移的對象也即受讓方是企業，出讓方是學校。學校嚴格區分出讓方和受讓方這兩個角色，把自己嚴格限定為出讓方，至于受讓方是外面的企業還是師生創辦的企業都無關緊要，因為企業就是企業，企業也都是社會企業，大學自身不去創辦企業。OTL通常只從事技術專利的許可，從中收取專利許可費，技術的商業化則是企業從OTL得到專利許可后所要做的事。斯坦福大學自身不創辦企業的原因主要有：

　　(1)大學的傳統、使命和性質使然。美國社會和法律將大學定義為非營利性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而企業是營利性組織，二者性質有著本質的區別：大學的基本使命是教育、研究和服務于社會，而企業則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大學被視為精神自由和學術獨立的象牙塔，在美國這個商業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享有很高的社會聲譽;企業則是大學的受益者和贊助者。大學和企業之間有一道鴻溝，大學如果跨越了這道鴻溝，將會招致非議。

　　(2)大學經費來源有保證。斯坦福大學研究經費和辦學經費都有保證，根本不用靠創辦高風險的科技企業來補充學校經費。作為私立重點研究型大學，斯坦福大學研究經費的首要來源是聯邦政府的資助，辦學經費則主要來自學費和社會捐贈，尤其是社會捐贈。如果大學自己去創辦企業，社會對大學的捐贈將會隨之減少。

　　(3)大學對自身卷入利益沖突非常敏感。OTL的專利許可對象有許多是創業企業，它們通常缺乏現金流，繳納專利許可費有困難，希望用股權來部分代替專利許可費。但OTL通常不愿收取股權，因為這涉及利益沖突。1981年之前，斯坦福大學是明令禁止收取股權的，之后雖然取消，但對利益沖突審查非常嚴。例如1991年，校長Donald Kennedy堅持要求OTL將每一項股權交易都要上報并接受利益沖突審查，OTL創始人Reimers為此憤然辭職。

　　為避免利益沖突，學校規定對股權轉讓收入作如下分配：OTL首先扣除15%，剩下部分由校方和發明人分享：發明人得1/3，校方得2/3。校方將這部分股權轉讓收入全部放入OTL獎學金和研究基金(OTL Fellowship and Research Fund)中，以使大學教育研究與大學技術轉移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僅1999?2000財年，股權轉讓所得收入中就有880萬美元被劃撥到該基金，研究院長從該基金中提款設立了25個研究生獎學金。

　　2.大學被動參股創業企業

　　隨著計算機、因特網和生物技術的興起，大學師生創業企業日漸增多，如上所述，用股權代替部分專利許可費做法的推行，使得OTL被動地持有越來越多創業企業的股權。截止2000年8月31日，OTL共持有60家創業企業的股權。1999?2000財年，OTL3690萬美元專利許可收入中，有1030萬美元是出售股權后得到的收入，而這一趨勢還會繼續發展，OTL預測今后幾年會有更多的專利許可收入會來自股權轉讓。

　　3.大學愿意出資孵化師生技術

　　OTL向企業許可的技術，多數還需企業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二次開發后才能商業化。通常是技術越接近于應用階段，OTL就越容易將其許可出去;反之，當一項技術距應用階段較遠時，企業要么對該項技術缺乏了解，判斷不出該項技術的商業價值，要么嫌商業化該項技術將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最終不愿接手該項技術。

　　鑒于此，OTL決定出資孵化師生的技術，使之不再僅僅停留在好的想法階段，而是成為初步成型的技術。OTL的孵化資金主要有三種：

　　(1)OTL研究激勵基金。這是OTL為支持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想法而設立的基金，僅1999?2000財年，OTL就將60萬美元劃入該基金。

　　(2)OTL鳥餌基金(OTL Birdseed Fund)。OTL設立該基金主要是為資助已初步成型但尚未許可的技術，對每項技術的資助不會超過25000美元。該基金已對17個項目資助了總共28萬美元，其中有5項技術被許可出去。該基金由研究院長掌管。

　　(3)OTL缺口基金(OTL Gap Fund)。這是OTL 2000年從自身辦公經費中撥款設立的基金，主要資助那些有商業前景但較難許可的發明。

　　OTL對每項技術的資助額不大，但如果一項技術確有巨大的商業價值，而企業和風險資本不識貨或者不愿冒風險時，OTL會加大孵化該項技術的力度。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發明的數學算法可用于對任何一種聲音進行數字模擬。OTL在確認該項數學算法有很好的商業前景，同時企業和風險資本因看不到可展示的產品原型(prototype)，都望而卻步的情況下，決定投入100萬美元，并雇用6名工程顧問，成功地將該項數學算法孵化至可展示的原型階段，最終許可出去。

　　由此可知，OTL孵化的是技術，而不是創業企業，其作用是種子基金或前種子基金，而不是風險資本。一待技術孵化成功，OTL就將該項技術許可出去，由創業企業去商業化該項技術，OTL并不參與組建創業企業。